费孝通认为：文化本来就是传统。

人工智能则完全不同，它在众多领域表现出色，甚至远超人类。部门法学者一般都试图在实在法体系的内部解决问题，着眼于实在法的技术性问题，具有某个部门法特有的思维定式。

(24)参见《学术前沿》编者：《无人驾驶的前沿趋势》，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2期(下)，第20页。(47)因此，借助滑坡论证，从捍卫人的主体性角度考虑，唯一的办法就是明确反对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解决人工智能带来的法律问题。对人而言，主体性至关重要。这种内在判断的意识是人工智能无法具有的。当前基本的局面是：不仅人工智能的研究没有受到价值性约束，就连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少有制约。

换言之，他们考虑的是，赋予人工智能某种主体地位可以解决当前出现的新问题，至于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否会导致更深层次的问题，不是考虑的重点。而人的独特超越性是建立在理性能力的基础上，一旦其他事物能够在此方面与人类相媲美，人的独特地位便受到挑战，至少是部分丧失。义务说无法解释无过错责任、公平责任的形成问题。

责任表现出的对行为负责和对结果负责的两种样态，在宏观层面大体契合了以刑法为核心的公法责任和以民法为核心的私法责任，在微观层面契合了刑法中的犯罪结果意义上的和犯罪成立条件意义上的两种责任形式，也契合了民法中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三种责任形式。即使主体没有过错或者尽到了注意义务，也要承担责任，以及在双方都没有过错的时候，一方要为受损方分担责任，这完全来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并不是因为违反了先前的义务。五、法律责任概念的重构 在对既有概念的缺陷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法律责任应该被定义为：因特定的法律事实使某主体承担不利后果的法律依据（以下简称依据说）。后果说把法律责任表述为行为主体因特定的法律事实（违法、违约或法律的特别规定）而应该承担的不利的法律后果。

这种可非难性表征的是主体和自己行为的关系，作为一种关系或状态是该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据。新概念符合民主法治社会的价值取向。

它是某主体抵御国家不合理要求，防止公权力对公民权益实施侵害的屏障。既然这类责任是由合法行为引起的，那么其表达的就不是违法者应该赔偿的问题，而是受益者应该补偿的问题。在这里，法律责任不再是当事人应该承担的不利后果，也不是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由当事人履行的第二性义务，而是承担不利后果和履行义务的依据。具体来说，是关于行为人心智健全、对行为违法性具有认识、能够期待其作出合法行为的肯定性判断。

四、既有概念对刑法学新的责任理论缺乏关照 在当下刑法学领域有两种意义上的责任概念。如果从后果说义务说的角度定义责任，上述内容中只有责任主体和因果关系是所有责任构成的必备要件，而其他方面都不属于责任构成的必备要件。三、既有概念中的构成要件不能准确体现责任形态的特点 当下的法理学教材大致将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归结为责任主体、违约行为或违法行为、主观过错、损害结果、因果关系等内容。在经验事实层面，真正意义上的违法行为是和过错连在一起的，是那种形式上违反法律规定同时在价值上违背立法目的的行为，因此它不应该只具有形式上的违法性，还应该具有主观上的有责性，即应该是一种在道德上具有非难可能性的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

在民法的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中，因为不需要考虑主体的主观有责性问题，所以，依照对什么负责的进路，它强调的是主体应该对某种损害后果负责。因此，这里的责任可以表达为行为主体、承担不利后果的主体、被损害主体之间围绕着损害后果而发生的逻辑对应关系。

必然联系说的法律责任的表达，对于实践中的许多责任情形都缺乏当然的解释力。在这里，责任是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是认定犯罪和判处刑罚的根据。

这表明，传统的法理学不但在法律责任的概念上缺乏对刑法学中新的责任理论的关照，而且还在具体解释中存在着新旧概念混淆的问题。新的法律责任概念的优势在于它能够统合部门法中的法律责任的所有形态。既然契约法允许一定范围内的违约，那么此时的违约就不能被视为违法。某主体承担责任意味着利益的丧失，这种丧失无论以什么方式表现，对责任主体来说都意味着一种不利或负担。违法者在法律上必须受到惩罚或者必须作出赔偿的表述对传统的侵权行为是有解释力的。因此，由后果义务到依据的转变，发生的不仅仅是法律责任概念表达上的调整，而且是整个法律责任理论体系的变革。

对于有责性意义上的责任而言，刑事责任是对主体行为的一种道德上的否定性评价。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侵权法的功能正在发生变化，原有的惩罚功能正逐步为损害填补功能所取代。

首先，对违约责任缺乏解释力。此时，责任主体依然要承担不利的后果，其之所以要承担这样的后果，是因为自己获得了利益，由此，主体之间存在的这样一种损益对应关系是责任主体承担不利后果的依据。

在损害填补的目标下，法律更强调有损害即有赔偿，因而不太强调侵害行为的可非难性。必然联系说虽然对既有的后果说义务说作了批判，但并不能准确全面地涵盖所有部门法领域关于法律责任的情形，因此依然没有在法理学层面为法律责任作出最好的定义。

如果侵害主体能够填补，当然令其填补。对某事项负责就要有负责的依据，责任就是主体对所要负责的事项的依据。道义责任论社会责任论规范责任论的是在有责性的立场上解释法律责任的本质的，因此用它们来解释不利后果或第二性义务意义上的法律责任显然是不适合的。在对既有的法律责任概念及其理论进行反思并对必然联系说的不足作出分析的基础上，同时吸收必然联系说和刑法中责难说的有益成分，作者提出法律责任为因特定的法律事实使某主体承担不利后果之依据的主张。

具体表现为，这些概念立足于实践中的刑事犯罪或一般侵权等传统的责任形态，对特殊侵权和其他特殊的民事责任关注不够。第二种刑事责任概念是在有责性的意义上使用的。

民事责任强调的是对损害的填补。在依据说下，责任的构成依然要依赖主体、主观心理、行为、结果这些元素，而旧有的责任表达依然可以使用，只是被赋予了不同的涵义。

义务说把法律责任定义为由特定的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补偿、强制履行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亦即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依照对什么负责的进路，民法上的过错责任，强调的是一个人应该对自己的过错行为负责。

在许多民事责任中行为主体并不一定是责任主体。法律责任不仅体现为责任主体与利益受损主体之间的关系，还体现为责任主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将法律责任定义为依据，虽然对既有的法律责任的概念体系构成冲击，但并不是说既有的关于责任的表达都应该废弃。这样，侵权法正在从以加害人为中心向以受害人为中心转变，相应而言，法律技术的中心和所侧重的对象并非侵权人的行为，而是受害人的损害。

在民事领域，某一主体履行补偿性义务并不都是因为自己的损害行为，很多情况下是因为自己受益的事实。因此，持不利后果说的部分学者，将法律责任表述为行为主体因某种法律事实而承担的不利的法律后果，显然没有考虑到民事责任中的这些复杂情况。

这种关系或状态是让某一主体承担赔偿或补偿性的不利后果的依据。新的责任概念对民事领域中复杂的责任形态同样具有解释力。

虽然责任主体和因果关系为所有法律责任构成的共同要件，但其在具体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实践中所呈现的样态和发挥的功能也具有明显的不同。此时责任主体承担补偿性的不利后果不是因为他人受到损害，而是因为在他人受损之时自己收获了利益，且自己获益与他人受损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